习近平出访拉美三国推进中拉关系新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对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球体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5月31日至6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终于在以往累积的基础上迎来历史性跨越，双方经济的高度互补性不断为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中国迅速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双方外交互访、社会互动和人文交流的密度空前增加，中拉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转型过程中的合作也达到崭新的高度。

　　发展中拉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对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球体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未来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尽管民族国家，包括大国之间因竞争加剧而发生关系紧张，甚至局部冲突的可能性难以排除，但是，就全球性趋势而言，和平与发展仍将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诉求，世界整体性地进入地缘经济时代的特征更加鲜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目标，而且也已经演变为新的政治时尚和先进的意识形态。

　　中国已经是公认的全球性新兴大国，这一地位既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关系提供了强大动力，也需要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正能量，进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加突出。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增长态势强劲，发展潜力大幅度释放，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快速增加，在国际多边机制、地区和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整体作用持续上升，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坚力量。东盟、非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组织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方式积极应对区内外各种争议和矛盾，其调节、干预非和平因素和暴力冲突的主导性角色日益突出，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抑制作用有了明显的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近期全球战略格局处于持续调整、变动之中，外部体系对中国成长的各种不适应症也相伴而生，引起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及周边邻国关系更趋复杂，加大对拉“远交”的力度将不啻为中国获取外部行为合法性资源，主动抵消上述压力的理性选择之一。

　　此外，由于中国的历史性崛起现象带来的巨大震撼和深刻影响也带有全球普遍性，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的关系也有所变化，双方的利益、观念和合作方式都将处于持续调整之中，并构成彼此关系新的变量。能否正确地把握这些变量所蕴含的机遇，主动规避双方深度合作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建立新型的“南南合作”模式，对于构筑有利于我的外部体系环境，实现民族复兴梦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未来中国外交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大国外交，其特征一是全方位(有别于历史上地中海或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扩张的地域、次序局限)，二是文化包容性(有别于旧大国的中心意识或由殖民过程发展出来的主从关系)，三是合作共赢性(即尊重发展方式多样性，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利益差异)。可以预见的是，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推进全球外交试验场的条件正趋成熟。

　　首先，随着世界发展重点的“东移”，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分化重组态势，美国和欧盟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实施对外关系多元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与非洲地区不同的是，拉美地区与美国毕竟同在美洲，后者的传统影响和现实作用遍及区内各个角落;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与拉美地区的利益纽带和文化联系也将长期存在。当中拉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当中国在该地区全面介入的趋势显现，中国的综合影响力超过西方承受的某个临界点之后，拉丁美洲则可能成为大国地缘政治角力的新热点。

　　其次，拉美地区内部发展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有利于中国外交纵横捭阖，广结善缘。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对拉关系的发展相对滞后于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造成中拉相互了解的相对不足。更由于中国文化在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具有的本土性、独立性地位，中拉分属儒教和基督教、美洲印第安土著与非洲黑人混合文化等两个文化圈，存在语言、制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和差异，拉美国家对于中华文明的演进，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程度偏低。近年来，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对西方发展理念和体制模式进行了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治国之道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中美洲以南地区的许多国家转向太平洋发展战略的动向渐趋明朗。

　　另一方面，中拉两大文明都具有多元、兼容和独创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走出去”的加速，为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和互动，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提供了基础条件和现实可能。应该承认，能否最终克服文化障碍，不仅将决定未来中拉合作关系的质量性发展，而且也将代表中国全面崛起于世界的丰富性与完整性。

　　再次，基于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等多边领域的合作利益更加密集交汇，双方对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参与权和代表性有共同诉求，拉美国家对中国在维护发展中世界普遍权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深怀期许。中拉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合作不仅对全球治理结构变迁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使得中国外交在拉美地区具有更加平衡、广泛的地缘政治资源。

　　最后，拉丁美洲还是台湾所谓“邦交国”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涉台外交的主要舞台。台湾问题始终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内外兼具的重要性，维护台海和平，遏制“台独”势力发展，顺利推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仍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此外，拉美地区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可以为中国提供继续成长的战略性支撑。拉美地区总面积逾207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3.8%，相当于欧洲大陆的3倍，其中有可耕地面积占全球的1/3，森林覆盖率占全球的23%，淡水资源占全球1/3，农牧业生产在全球居重要地位，其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8%、玉米占16%，肉制品占31%、牛奶占23%。拉美地区还拥有现代工业所需最基本的20多种矿物资源的绝大部分，其中铜(占全球探明储量的44%)、锂(65%)、银(49%)、钼(32%)、锌和镍(23%)，区内主要能源生产国的储量居世界前列，储产比偏低，对外合作潜力巨大。尽管世界经济失衡将迫使中国经济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型，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大核心目标均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是保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外部供给，拉丁美洲地区的市场空间与巨量资源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将进一步显现。

　　中拉经贸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在实现近年来的爆炸式发展之后，下一阶段中拉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和新要求。

　　首先，对拉经贸活动必将从少数“桥头堡”国家进一步向拉美大陆腹地扩散。目前，中国对拉80%的出口和60%的进口集中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国，且进口集中于粮食和矿产等两大类初级产品。对此，拉美方面已经担心将导致其出口产品的“再度初级化”。学术研究成果也表明，中国对拉低、中级制成品的出口空间已近饱和。中国与拉美单一经济体之间在体量、能力等方面的差别拉大，中拉贸易、投资不平衡、非对称的状况更加突出，拉美社会对此指责和疑虑增多，部分拉美国家贸易和资源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加重，中拉双方基于自身“发展利益”重新调整经贸合作模式乃大势所趋。

　　其次，中国须将合作重点逐步转向对拉投资。能否通过双方努力，为中国对拉投资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从而使拉美国家借助中方资金和技术实现基础工业的升级换代，将是未来中拉经济合作求得平衡发展的关键。从根本上说，拉美国家能否重振工业和提升产品附加值，还需要在经济战略选择、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人力资源投入等各方面加快转变，还有赖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改进。这也为中拉之间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再次，鉴于拉美国家，特别是中小经济体寻求对华合作，进而密切与东亚地区互动的诉求普遍增强，以及前述体量、能力的非对称性，对拉经贸合作双边平台的局限性将日益明显，中拉合作转向次区域和区域性多边框架成为客观要求。总体而言，拉美地区内部团结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但是目前其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仍呈高度多样化、碎片化的特性，在地域范围、功能、影响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建设性地参与该地区各类多边合作机制，进而实现对拉整体合作的战略目标，已经成为必须提上日程和全力推进的现实问题。

　　中拉之间无边界接壤，无历史遗留争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拉之间基本不存在直接的安全利害关系。然而，在总体均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大背景下，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关联性有了进一步密切的可能。由经济合作派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需以新的合作理念、资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加以应对。

　　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突破的对拉贸易、投资活动，不仅使众多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向拉美各地，而且也在无意间拉紧了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安全纽带，来自那块遥远大陆的人身安全、资产风险、疫病流行、社会骚乱和灾害事故等因素从未像今天这样牵动中国百姓乃至国家决策者的神经。中国在给拉美公众带来的商品、援助、信息等直观冲击之外，还有大量的资源开发和商业并购活动，双方对保护当地生态和环境安全、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同责任意识还有待培育、磨合。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经济合作加深而派生的中拉非传统安全议题和行为体已先于人们的意识而出现，并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对双方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影响日渐显著。

　　未来中国对拉外交的主要思路

　　一是将对拉外交纳入中国构建“南南合作”大局的总体规划中，加快推进双方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科技、社会发展、人文交流、非传统安全等各领域政策对话平台的建设，优先加大对拉智库合作网络的支持力度，促进双方公共产品的共创、共有、共享，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参与全球治理，确保共同繁荣发挥示范效应。

　　二是未来对拉合作应同时注重于双边和多边双层结构的设计。在双边意义上，要突破以区内少数大国为主、以经贸为单一驱动力的既有格局，通过加大自贸区或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在各次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实现与之多方面关系的完整布局;在多边意义上，要积极顺应拉美地区跨国治理的需要和进程特性，积极与其现有的各类专业性合作机制接触、并轨。应该认识到，多边合作机制不仅适应双方的长期发展趋向，缓和双边关系某些问题造成的国内决策压力，而且也有利于中国推动对拉安全合作实现更为普遍的制度规范。面对复杂的拉美地缘政治生态，中国可以形成双边与多边合作的相互促进，增加相对于双边合作的超脱性与灵活度。

　　三是从地缘意义上提升对中美洲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中拉关系已经进入高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对拉外交也必然要进一步细化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合作网建设。

　　四是一方面，对拉外交应继续严守“不干涉内政”的底线，另一方面要在统筹和协调对拉合作大局及相关利益冲突过程中，增大主动创见和提出国际行动方案的能力，从而提高中国对外部事务的规制和引导性作用。

　　五是在制度和人力资源上做好对拉工作的长期准备和必要开发。在深入、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我与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对实现国际关系转型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中长期指导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政策和学术研究的投入，尽快建立完整和协作程度更高的国别、语言、经理人专业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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